一个女儿写给父亲“头七”的信

5月14日，谭千秋的妻子张关蓉在擦拭他的遗体的时候忍不住痛哭：“昨天抬过来的时候还是软软的，咋就变得这么硬了啊！”

谭千秋读大学时的照片

　　抗震救灾 众志成城

　　2008年5月12日，受汶川地震影响，谭千秋所在的四川省德阳市东汽中学教学楼顷刻间坍塌，当时他正在这栋教学楼里给学生们上课。

　　在地震发生的瞬间，他像童话里的那个天使，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地护着4个学生，4个学生得救了。谭千秋的后脑勺被楼板砸得深凹下去，不幸遇难，献出了51岁的生命。

　　5月19日，是谭千秋老师的“头七”，他的女儿、北京大学法学院二年级学生谭君子写了回忆父亲的文章—

　　现在离爸过世已经七天了，七天的辗转也让我有些不堪重负。 可每当我入睡前，我总会想起5月12日的那个夜晚，我不忍猜测，他在废墟里是如何度过……

　　回到四川的第一天，我送爸去殡仪馆。从来没见过遗体的我，见到的第一具就是他。战战兢兢地，我用手触摸他的脸。那张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的脸，就和他平时午睡时一样。所以我一直喊他，似乎一辈子也没有呼唤他这么多次。我侥幸地希望把他叫醒，我以为爸听见我哭喊就会醒来的。

　　小时候曾经因为爸要去参加研究生考试而不得不留我一人在家，我害怕地哭着喊他，爸就回家来劝慰我。可是，这次我却无论如何也没能把他叫醒。

　　爸爸是一个特别朴实的中学老师，他是边做农活边看书才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后来分配到东汽厂当老师。爸爸很热爱他的事业，可又因为离家太远照顾不到父母而很自责。他每个月都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一半来寄回老家。所以他省吃俭用，十几年都一如既往地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爸从来不抽好烟，我在家陪着爸的这些年里，他一直都抽很便宜的“天下秀”。袜子破了就缝缝补补。每次出去买菜掏钱的时候爸都是一副很不情愿的表情，我还笑他，可我也知道那背后的辛酸。

　　我四岁的时候父母离异，是爸爸含辛茹苦一手把我带大。为了我，爸爸牺牲了好多自己娱乐的时间来陪伴我，去哪里都把我带上，连再找伴侣的第一条件也是要对我好。邻居阿姨说爸爸真是又当爸又当妈，每天都是三餐定时定量，再困难也没少过鸡蛋和牛奶。

　　高中出去读书的时候，离妈妈家近一些，爸爸转交给了妈妈一张“注意事项”，上面写着“君子爱吃的水果”，“每天应该提醒喝水的时间”，诸如此类。甚至连爸爸遇难后我翻看他的钱包时，里面还夹着我六个月大时候的黑白照片。

　　爸对我要求不高，他说只要我能过得比他这一辈好就算满足了。可是我知道他为我的每一次小小的成功都全力支持，而且很骄傲。小学的时候我被推荐参选省里的“十佳少年”，爸在工作之余熬夜修改我写的十几页的个人介绍；高考的时候爸怕我心态不好，总教导我不能非清华北大不去，当后来知道我考上北大的时候，爸是热热闹闹地请同事们吃饭庆祝；上了大学后我有机会去中央电视台录节目，爸不肯来现场，但在节目播出时候他兴奋地通知了所有他认识的人。

　　我知道爸就是这样一个默默的、不善言表感情的人。记忆里，爸从来没有说过爱我疼我之类的话，可我却记得在我七岁那年家里第一次装电话的时候，爸爸到处找人帮忙，专门将电话号码选成了我的生日；也还记得高中时，每次我从汉旺（爸爸家）回绵竹探望妈妈，爸都坚持要用他才买不久的小木兰摩托搭乘我走这十四公里的路途，为的是和我多说说话……

　　如今，我对爸爸的情感不仅仅是尊敬，思念，还有悔恨。自从我高中离开家到外地读书就与爸爸少了联系，只在较长的假期才回家呆上几天。我悔恨的是，在那些天里还因为贪玩而很晚回家；悔恨的是，在大学念书时没能天天都往家里挂个电话；悔恨的是，地震前两天才和爸爸互发的短信，因为我一时大意而没能留存为最后的纪念……

　　现在，我的悲伤已经平复了很多，我庆幸自己还能在回忆里看见父亲的样子，还能凭着这条血脉延续父亲的生命。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明白，家人健在就是最大的幸福。而对于我的爸爸，我要代替他撑起这个家，照顾好阿姨和妹妹，这是我爱她们的方式，也是我回报爸的方式。据新华社 杭州网-都市快报

（简体中文版，上海译文，2008）

（繁体中文版，台湾时报文化，2007）

江晓原：什么是未来世界最大的政治

        南方周末2008年04月17日D24版

    近几年来，我对环境保护问题有了较多的认识和体会。2006年的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

　　那次我和一批北京学者，应邀前往我国西部某省一个著名考古发掘遗址作学术考察。那个省份以污染严重著称，前往遗址的路上，天色昏暗，烟尘弥漫。虽然我们被当地政府安排入住在市政府的宾馆——那在当地也算豪华的所在了，但是污染的空气并不会因宾馆高高的围墙而隔断，大家都感到呼吸道相当难受。

　　我当时就感叹：空气污染面前，真是人人平等啊！哪怕你是身家亿万的老板，或是当地政府的高官，在污染的环境中，你不是也得和当地老百姓一样受害吗？等到考察研讨结束，踏上回京旅途时，几乎所有北京来的学者都患上了咽喉肿痛，大家在车上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在北京天天抱怨空气污染，和这里一比，北京真是空气清新呢！

　　这样一次本来再平常不过的学术旅行，事后细想起来，却竟然与许多重大问题发生了联系——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简直就是当今世界环境问题的一个缩影。

　　现在有一个相当有力的说法——“有限地球时代”。其实人类从一开始就是处在有限地球时代，只是我们很晚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而已。

　　所谓有限地球时代，意思是说，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平行的说法是：地球净化、容忍污染的能力是有限的。

　　这两个“有限”，在今天早已成为普遍的常识，可是在唯科学主义的信念——相信科学早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之下，这个常识竟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当工厂烟囱中喷出的黑烟被政治诗人歌颂为“黑色的牡丹”时，当及时节制生育的建议被斥为“资产阶级”的谬论时，这个常识就被遮蔽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人定胜天”的盲目信念，是对大自然的疯狂征服和榨取。

　　在这样的信念之下，地球上的资源，地球净化、容忍污染的能力，似乎都已经被假想为无限的。即便在理性的层面没有否认其有限性，但这两个极限也被推到了无穷远处——在眼下就可以先当作无限来尽情榨取。

　　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人类在思想中将上述两个极限推到无穷远处，确实是情有可原的，因为那时地球上还有大片的处女地未被开垦，在已经被人类居住的土地上，低下的生产力造成的污染和今天相比也还极为有限。

　　但是工业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一旦出现，就显示出惊人的加速度。以人类历史的大时间尺度来看，几乎是转瞬之间，那两个遥远的极限就猝不及防地来到了我们面前！

　　所以，1962年，当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一书，来强烈警告地球容忍污染的极限时，不啻“旷野中的一声呼喊”（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此书的评价）。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可以说就是发端于此书。

　　《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两年，在药业公司利益集团的诅咒声中，卡逊死于癌症（1964年）。之后6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成立（1968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第一部报告，题目就是《增长的极限》（TheLimitstoGrowth，1972年）。环境保护和“有限地球”的观念，由此日益深入人心，最终汇成全球性的运动。

　　在中国，最初我们曾经认为，“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问题，和我们毫无关系。后来我们当然被现实所教育，知道这是谁也避免不了的问题。

　　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想当然地将环境保护理解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以为只要进一步发展治理污染的技术，就可以逐步解决问题。那种“先发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想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上述信念。

　　但是事实上，今天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甚至几乎就不是科学技术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贾雷德·戴蒙德的这本《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对于我们就非常有意义了。

　　10年前，贾雷德·戴蒙德写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试图探讨“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如果说他当时的这种意图还有一些唯科学主义色彩的话——尽管他是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那么在《崩溃》的结尾部分，他竟然已经明确地宣告：“我们不需要科学技术来解决问题！”他的理由是：“虽然新科技可能会有所作为，但大部分问题，只是需要政治力量来实施已有的解决方案。”

　　唯科学主义有一句名言：“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套用到环保问题上，因为假定了环境污染是科学技术带来的，所以结论当然就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环境污染只能靠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但是事实上这个说法大谬不然。其谬有两个方面：

　　一、环境问题不是靠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就能解决的。

　　二、环境污染归根结底也不是科学技术带来的。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全书正文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现代蒙大拿”，基本上只是一个引子，类似中国明清时代小说中的“楔子”。他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前言：耶利的问题”基本上也是如此。

　　第二部分“过去社会”，首先考察了历史上几个社会的崩溃，包括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和汉德森岛、阿纳萨兹人、玛雅人、维京人。他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这些社会之所以会崩溃，主要原因就是环境恶化了，当地可利用的资源耗竭了。当时那些社会中自然没有今天的科学技术（否则可以开发利用更多的资源），也没有全球化（否则可以从别处夺取资源），和今天的发达国家相比，维持其社会和生活方式的能力太弱，所以早早崩溃了。

　　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章讨论了新几内亚、日本等成功的案例。这从另一方面支持了前面7章的结论，即“环境恶化导致社会崩溃”。这一结论对于全书的观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第三部分“现代社会”，讨论了4个个案：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的对比、中国、澳大利亚。

　　作为中国读者，很自然首先会对“中国：摇摆不定的巨人”这一章发生兴趣。本书原版出版于2005年，所以书中已经包括了中国近几年的情况和数据。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如今是第三世界中全力奔向发达社会的领头羊，具有特殊的代表意义，所以作者的主要论点在本章中得到了充分阐述。

　　贾雷德·戴蒙德在本章中花费了大量篇幅谈论中国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有时难免有危言耸听之嫌。不过至少从定性的角度来看，他的下述两个观点都是能够成立的：

　　第一，中国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一定是世界性的问题。理由很简单：中国地方那么大，人口那么多，中国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必然影响到全世界。

　　第二，如果全体中国人民也想过上如今第一世界人民过着的生活——这种生活被贾雷德·戴蒙德称为是“穷奢极欲”的，那恐怕地球就会供养不起。

　　贾雷德·戴蒙德强调，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在数量上由两个数值相乘而得，即：

　　人口数×人均环境影响

　　其中后一个值“人均环境影响”在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有着巨大差异，越是发达国家，越是现代化的生活，耗费的资源就越多，造成的环境污染也越厉害，所以“人均环境影响”值就越大。

　　全体中国人民都要过上如今美国人民所过的生活，地球到底供养得起否，这当然牵涉到数值的具体估计或推算，或许可以讨论商榷，但是作者往后的推论基本上不会有问题：“如果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以及当前第一世界国家，都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地球必定无法承受。”

　　至于他将中国称为“摇摆不定的巨人”，则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有着中央集权的传统——既可以因为皇帝的一声令下而戛然终止郑和的七下西洋，也可以因为政府的强有力政策而广泛推行计划生育（他对这一点的佩服之情溢于言表）。他“一边为中国的种种环境破坏问题忧心忡忡，一边又为政府正在大力施行的环境补救措施而欣喜若狂”，他表示相信：如果中国政府将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置于人口增长问题之上，以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魄力和效率来实施环境保护政策，那么中国的将来必定光辉灿烂。

　　为什么环保问题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呢？这成为本书第四部分“实践教训”中重点论述的问题。

　　贾雷德·戴蒙德知道：“如果告诉中国，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但是你要第一世界国家人民放弃他们如今的生活水平，他们当然也不能容忍。而大家都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呢？地球又不能容忍。这样一来，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发展问题，自然就成为未来最大的政治问题了。

　　这里必须对我们经常见到或谈论的“污染治理”概念作一个重要的澄清。

　　不错，曾经乌黑发臭的泰晤士河后来又流水清清游鱼可见了，这经常被说成是“污染治理”的成果，也使得那些主张“先发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人感到有了信心。但问题是，污染究竟是怎样被“治理”的？如果只是通过产业转移，将污染的工厂从泰晤士河边搬迁到第三世界的某一条河边，以邻为壑，将污染转移到别人那里，从整个地球的角度来看，污染还是同样的污染，这算什么“治理”？

　　不幸的是，第一世界的许多污染都是这样“治理”的。实际上经常发生的是，污染从第一世界转移到第三世界，从发达地区转移到不发达地区。后者为了快速脱贫致富，还往往乐于接受这种转移。因为从表面看，这种转移既引进了外资，又带来了“高新技术”，产品又能外销创汇，似乎很有好处。

　　在这个问题上，讲论道德也无济于事。资本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本土真正治理污染，或将污染产业转移到乐于接受它们的不发达地区，哪个成本更小，人们就会选择哪个。我们不可能通过讲道德来说服“资本的意志”去选择成本高的那个。

　　由此我们就不难知道，环境污染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一部分人抢先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带来的。

　　于是在这个问题上，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各方利益的残酷博弈，谁手里牌更大，谁出牌更精明，谁就更能趋利避害。事情说到底就是如此而已，这不就成为赤裸裸的政治了吗？

　　贾雷德·戴蒙德希望第一世界的人们能够认识到，即使你们现在还可以向第三世界转移污染，但终究会有无法继续转移的那一天：“要第一世界居民降低他们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然而，依照目前情况，继续冲击环境，更是不可能。”即使第三世界不反抗（这实际上肯定是不可能的），地球承受污染的极限也很快就要到了。

　　就像这篇文章开头我提到的那个污染严重的省份，随着空气污染的日益加剧，有害的空气必然要越来越多地飘向四周，并且逐渐到达越来越远的地方——直到那些向第三世界转移污染产业的第一世界的富人庄园上空。

　　这就是我那次学术旅行中的故事的象征意义。

　　虽然贾雷德·戴蒙德给他自己定位为“谨慎的乐观派”，但是他下面这段话还是充满了悲观的气氛：

　　由于当前的人类社会过着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不管用何种方法，世界的环境问题都必须在今天的儿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决。惟一的问题在于，是以我们自愿选择的愉快的方式来解决，还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来解决，如战争、种族屠杀、饥荒、传染病和社会崩溃等。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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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崩溃不是威胁，是一代人的课题

　　□书评人 查莫宁

    2008-5-10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席卷美国，并最终引起名城新奥尔良的世纪大迁徙，那一刻，大概所有美国人的心里，都会想到“崩溃”二字吧：就在一瞬间，家园、亲人、价值观……一切的一切，几乎土崩瓦解。很可能，正是因为灾难引起的强烈共鸣，普利策奖得主贾雷德·戴蒙德的《崩溃》才会在那一年出版之后就立刻登上畅销榜，然后一待就是40多周，并且同时引起几乎所有大媒体的关注，成为当年被评论最多的作品之一。如今，短短三年过去，《崩溃》有了中文版，而这个世界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作为《崩溃》2008年中文版注脚的，是这年年初席卷南中国的罕见暴风雪以及由此带来的混乱，而几乎这本书出版的同时，我们的近邻缅甸，宣布在强热带风暴“纳尔吉斯”袭击当中，超过2万人丧生。很显然，在科学与文明似乎越来越进步的今日，《崩溃》所论及的各种各样社会与自然灾难，仍然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最大难题，而在人类没有尽头的欲望之后，文明崩溃的可能性，也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继续悬挂在人类的头顶之上。在如此的情境之下，我们或许有必要重视戴蒙德关于文明崩溃的叙述与预言，因为就像中国学者江晓原在评论这本书时所表达的那样，在不远的将来，以环境问题为代表的全球资源配置，可能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第一位的政治问题。

　　在《崩溃》的绪论中，贾雷德·戴蒙德以无比眷恋的笔触描绘了美国蒙大拿州美丽的自然风光，同时又以无比遗憾的心情传达出当下摆在蒙大拿人面前的两难困境：美丽风光吸引来的移民让这个州的经济空前发展，却也导致了自然生态的急剧恶化，更让传统人群的原生态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如果再深究一点的话，在这些表层的矛盾背后，我们还会看到在这种现实条件之下，蒙大拿州在土壤、水、经济模式甚至政治格局等各方面的重重危机———这些危机之中最致命的一点在于，所有各方政治或民间力量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之中，却没有一方有能力推动现实的改变，那需要某些力量、甚至所有力量在利益方面作出妥协，而这似乎有悖于人的天性。最后，用戴蒙德的话来说，蒙大拿的问题，在美国各州里面，可能已经是最轻微的；而美国的问题，显然在整个地球之上也绝对不是最严重的。如此看来，我们这个世界简直就像一个火药桶，而“崩溃”二字也就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了。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戴蒙德用科学方法和科学数据对人类社会进行分析，让缺乏专业训练的读者信服不已，而作为一个有着宏大历史与现实眼光的学者，他的人文观察方式大概也会让众多的科学家大开眼界。在以蒙大拿作为感性事例打动了读者之后，戴蒙德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入手，一方面分析大西洋岛文明、玛雅文明和维京社会等局部文明的崩溃史，从这些极端事例中推寻人类社会崩溃前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又以中国、澳大利亚、卢旺达的现实状况为案例，从数据出发分析人类世界所面临的紧张局面。我们不妨看看卢旺达的例子，十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上百万人的种族屠杀曾经令世界色变，在此后出版的大量著作中，包括联合国官员在内的各方力量也对自己无力给予这个国家任何帮助而痛心不已，但戴蒙德通过分析告诉我们，过度膨胀的人口和脆弱不堪的政治，加上民族矛盾，是卢旺达灾难的主因，任何外部力量其实都无法改变这一切。于是，一幅末世图景就栩栩如生地摆在了读者面前。

　　有很多人批评戴蒙德对人类的描述过于悲观，他对复活节岛等的推论也未必合乎事实，而且，即使这些推理都成立，它们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社会有多大可比性也值得怀疑。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戴蒙德在书中描述的事实，其实是没有经过什么夸张的，而如果我们把地球看成一个独立封闭系统的话，当代世界与复活节岛的距离似乎也并没有那么遥不可及。或许戴蒙德唯一考量得不够的元素，就是人类通过政治方式达成妥协从而挽救文明的能力，而这一点，其实正是他在《崩溃》的结尾处所提出的期望，尽管看上去，他对这个希望的实现并不抱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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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说】戴蒙德：发出声音，赢得祖先所没有的机会

　　《崩溃》一书连篇罗列不同社会的衰亡事例，戴蒙德表示，假如现在不指出“崩溃”的根源，将来当面对更令人迷惑的各种现象时，下一代也许只知道谴责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政府领导失误等等这些表面病症，而无法看清本质：资源的耗尽。

　　环境是一个科学问题吗？

　　《崩溃》中提到因纽特人（即爱斯基摩人）社会衰落的因素之一是污染问题，不过戴蒙德认为，今日当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时，至少能利用科技手段去缓冲污染带来的影响。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值得去信赖科技的保护作用吗？我们应该将筹码押在科技上吗？戴蒙德曾跟许多商业领袖与金融界大腕探讨过这个问题，包括比尔·盖茨。盖茨认为科技手段完全可以对付环境问题，戴蒙德则认为，科技仅仅意味着力量的增强，“力量的增强也是我们今天存在那么多全球问题的起源”。他认为，科技表面上的万能，实则有人们不可预见的副作用，因而不可能靠科技解决所有问题。

　　科学与政策之间，一贯是不断游说与金钱的关系。假如就从这点着眼，戴蒙德表示很容易“悲观”。但他很快找到了与此平衡的乐观事例：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的40年里，记录在案的政策影响，有许多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但也有良好效果的，比如空气质量是提高了———即便美国的人数与车辆数目都在增长，但空气污染指数一共下降了30%。那是因为环保者多次拉响警报，国家做出响应，而产生的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来，戴蒙德认为“狼来了”式的警报，也是一个重要角色。此外，美国的森林法规与钓鱼法规，人们在看到不足的同时，也能发现好势头：比如极大规模的木材供应商，如今已将采伐工作的目标由不可持续管理的老森林转移到了可持续管理的森林。还有阿拉斯加的野生鲑鱼垂钓，也得到了可持续管理。戴蒙德说，很快，美国西海岸的波洛克渔业———也就是“麦当劳”鱼排的出处，也将得到可持续管理。但戴蒙德称，“公正地去评价”：现任美国政府对于高标准的环保要求并不重视，甚至较之于前任政府态度更糟糕。

　　科学家要与企业和政府合作

　　戴蒙德与经济学家杰弗里·萨赫斯一致认为，如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问题，在公共健康问题、环境问题与人口问题之间。“萨赫斯已经满世界跑，去宣扬他如何提升各国经济发展的方法，同时也对第一世界国家对话，希望各国重视上述问题。”政府态度对于扭转社会形势的关键，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冰岛的环境问题的解决：面临土壤侵蚀的危机，冰岛政府回应一位考古学家的方式是：“钱在这儿，拿去做研究吧。”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政府部门都把生态、考古研究人员的话当作耳边风，科学家的发现，与社会政策的建立，如何能建立起更好的关系呢？

　　戴蒙德的做法是，科学家需要做到言出必行。而首先要做的是扪心自问科学的意义：科学不过就是关于真实世界的精准知识。科学不光光是实验室里的实验，比如海啸，在实验室里研究不了海啸。“海啸或许就是一次自然现象，但未来由于人类行为造成的环境灾难将比海啸恐怖得多。”假如科学家想要更称职，就要获取对于真实世界的精准知识。“没有直接来源于现实世界的认知，那样的科学家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

　　戴蒙德认为，大型企业与政府是当前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者假如不与大型企业发展合作，他们的研究与实践也终归要失败。作为生物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戴蒙德，曾与商业界、政府部门都有过接触，去探讨当今社会潜伏的问题与商讨解决途径，商界人士与政府官员乐于去聆听，这就算是颇振奋人心的了。“科学家要清楚，为什么有的商家会毁坏环境，有些商家则不会毁坏环境。迄今为止，大多是社会的法规制造了这些不一样的结果，因此这里需要大众提高责任感：投票通过法规、购买产品、杯葛不良商家的产品，以督促商家的行为。”戴蒙德乐观地认为，公司企业不会去支持破坏环保的政策，因为公司不仅仅向政府负责，还必须对大众负责。

　　世界如今正处于环境破坏与产生相应对策的“加速跑马赛”过程中，戴蒙德称自己之所以乐观，因为还有媒体。“我们有电台、电视、杂志和图书，可以了解到远离我们的不同社会的状况。我们还有考古学家。玛雅那时可没有考古学家。我们至少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

　　本报记者 张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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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蒙德的其他著作：

新华网快讯：据国家地震台网重新核定，北京时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发生的地震震级为7.8级。

新华网北京５月１２日电据国家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１４时３５分，在北京通州区（北纬３９.８度，东经１１６.８度）发生３.９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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